问题1：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人身伤害案中，存在一方先动手，另一方后动手的情况，如何正确区分互殴与正当防卫?

区分互殴与正当防卫的关键在于结合案件事实查明行为人有没有防卫的意图。互殴往往缺乏防卫意图，是以侵害对方为目的，并积极实施了侵害对方的行为。互殴场合，可能是一方先动手，另一方后动手，这不能改变互殴的性质。但如果一方已退出互殴现场，而另一方穷追不舍、实施侵害行为的，在此情况下，退出一方有权实行正当防卫。如果一方本无侵犯对方的故意，完全是由于对方先行的不法侵害而被迫还手，则不能认定为互殴。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要依法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

问题2：对上下游犯罪、对合性犯罪等具有关联性的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是否构成立功?犯罪嫌疑人供述同案犯的基本信息是否构成立功?犯罪嫌疑人通过规劝、胁迫方式使同案犯投案的，能否认定立功?

行贿、受贿等对合性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供述本人犯罪事实时，供述了对方的行贿或受贿的行为;盗窃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上下游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供述本 人盗窃事实时，供述了他人收购其赃物的情况，上述均属对本人犯罪事实的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立功。但协助司法机关实施了抓捕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立功。

行为人供述了同案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体貌特征、联络方式、住址等信息，属于如实供述，侦查机关据此抓获同案犯或关联犯罪行为人的，不应认定为立功。

行为人不掌握同案犯的有关线索，要求亲属协助的行为不属于具体的协助抓捕行为，不构成立功，鉴于其有将功赎罪的意思表示，且同案犯被抓获与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客观联系，可酌予从轻处理。行为人将掌握的同案犯的有关线索告知其亲属，亲属据此查找同案犯，并协助司法机关将同案犯抓获的，可以认定为立功。

行为人通过规劝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宜认定为立功，但可酌予从轻处罚。行为人通过胁迫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应认定为立功。上述投案的同案犯，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

问题3：自首中的“如实供述”、“在现场等待”如何理解?电话通知到案的能否认定为主动投案?

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要件。行为人主动投案后立即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掌握其供述的罪行和之后是否翻供，只要在一审判决前能如实供述的，都成立自首。行为人主动投案时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供述的，也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行为人主动投案后未及时如实供述，在司法机关掌握其犯罪事实之后才如实供述的，一般不认定自首。

行为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客观事实，即成立自首。行为人对行为性质和主观认识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行为人酒后实施了犯罪行为，主动投案后，表示认罪，但不能供述出主要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对“在现场等待”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可包括但不应限于在报案现场、案发现场等处等待，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报案而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即可认定为自动投案。

电话通知不属于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经电话通知后向司法机关投案的，不能排除投案的主动性。对电话通知到案的宜认定为自动投案，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自首。

问题4：认定累犯时，后罪应是法定刑还是可能的宣告刑?

刑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累犯的条件，其中“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该罪暂不考虑累犯情节时可能判处的宣告刑，即综合行为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前科，及自首、立功、既未遂、赔偿等所有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之后，认为该罪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那么在提起公诉时就应指控行为人构成累犯，并建议对该罪从重处罚。

问题5：刑法第77条第1款规定的发现漏罪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规定如何理解?

首先，漏罪是缓刑判决宣告以前没有发现的罪，由于没有发现导致没有处罚，至于该罪与缓刑判决所宣判的罪实施时间的前后没有影响;其次，漏罪必须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的才能撤销缓刑，进行数罪并罚。如果是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漏罪，则只能对该漏罪单独处理。

问题6：吸毒人员在吸毒的同时又容留他人在家中一起吸毒，针对其吸毒行为给予了行政拘留。后针对其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因涉嫌犯罪予以刑事立案并被追究刑责。对其行政处罚能否折抵刑期?

如果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行政机关已经给予行为人行政拘留的，在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但对不属于同一行为的，不予折抵。比如，行为人因伤害他人被行政拘留，后被害人经鉴定构成轻伤，遂对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判处刑罚时应折抵其行政拘留的期间。上述吸毒行为与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并非同一行为，故不应予以折抵。

问题7：如何理解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如何认定违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既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也包括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必要时可参考公认的惯例和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如果企业具有完备的安全管理规定，但企业职工未严格执行规定导致发生事故构成犯罪的，对该具体行为人要追究责任，负有组织、指挥、管理职责而未尽到职责的也应追究责任。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应与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而非只要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发生事故即追究刑事责任。例如，违反消防管理规定，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导致发生火灾构成犯罪的，可认定违规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虽然存在违反消防管理规定的行为，但发生坍塌事故，因该事故并非该违规行为所引起，则不能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问题8：如何正确把握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节”?

交通肇事逃逸情节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作为入罪情节。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包括两种情况：(1)具有《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2)具有《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一)至(五)项 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问题9：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几个问题

(1)行为人销售的产品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但销售的产品具有基本的使用性能，比如，在销售的汽车玻璃上擅自加贴宝马、奔驰等名牌玻璃的标示，冒称宝马、奔驰的玻璃销售，此种行为如何认定?行为人明知是假冒宝马、奔驰的汽车玻璃而购进对外销售的，如何认定?

行为人所销售的产品具有基本使用性能，只是假冒了他人注册商标，一般不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购进予以销售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所购进并对外销售的产品不具有基本使用性能，而且该产品又属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从一重罪处断。

(2)行为人购进猪肉、鸭肉、鸭皮、羊油等，加工制成肉卷，对外冒称羊肉进行销售。对此事实，相关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此类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否一概需要鉴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状包括“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认定并非一概需要鉴定，如果根 据在案证据显而易见可以认定的，不需要进行鉴定。如果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3)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到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执法办案过程中应如何把握?尤其是未销售出去又没有标价的，实践中认定标准各异，有的依据同类产品市场中间价，有的依据行为人供述出具价格鉴定，应该依据何标准认定?

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保证一个民族创新的动力。因此，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要依法从严打击。执法办案中，对已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对尚未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按照伪劣产品、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要按照同类合格产品、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问题10：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中加重处罚的各量刑档是否均需要达到销售金额的3倍?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但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3倍(15万)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分别达到 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200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140条规定的加重处罚的各量刑档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问题11:关于烟草制品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对无照销售假烟从一重罪处断的理解与适用。无照销售假烟的行为可能会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比较法定刑时，应结合具体犯罪行为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作比较。例如，无照销售假烟，销售金额5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法定最高刑2年 有期徒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显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更符合从一重处断的规定。再如，无照销售假烟，销售金额200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法定最高刑无期徒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法定最高刑 7年有期徒刑;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法定最高刑15年有期徒刑。可见，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更符合从一重处断的规定。

对有照销售假烟的行为，可能会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亦可按照上述理解从一重处断进行处理。

对无照销售真烟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无照销售真烟，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非法经营数额在25 万元以上，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无照既销售真烟又销售假烟，真烟、假烟单独均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但二者的总额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问题12：关于逃税罪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办理逃税案件，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对税额认定有异议，都应对税务机关认定的逃税税额进行审查，审查后没有问题的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的“补缴应纳税款”，需是刑事立案前补缴。刑事立案前补缴的税款应从逃税数额中予以扣除，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可作为酌定情节考虑。“已受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必须已经履行完毕。

问题13：“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恶意透支”的数额应为涉案信用卡实际消费数额扣除实际还款数额。实践中，金融机构对信用卡规定了利息、滞纳金等，对归还的款项一般先用于支付利息、滞纳金，所以在***卡诈骗犯罪时不应单纯依据金融机构出具的本金证明材料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

问题14：轮奸案件中，部分行为人完成了强奸行为，部分行为人没有完成强奸行为，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如何定罪量刑?

轮奸是指两名以上男子出于共同的奸淫故意，在同一时间段内，先后对同一妇女轮流实施奸淫的行为。各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强奸的实行行为，就应认定为具有轮奸情节，而不以各行为人均完成强奸行为为必要。认定既、未遂时，只要其中一名行为人完成强奸则所有行为人均为强奸既遂，适用轮奸的法定量刑档。对其中未完成强奸行为的，可酌予从轻处罚。

问题15：性犯罪中，强奸行为与强制猥亵行为往往伴随发生。行为人先实施了猥亵行为又实施了强奸行为，或者先实施了强奸行为又实施了猥亵行为，或者强奸行为由于某种原因未得逞继而实施了猥亵行为，对上述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如果强制猥亵行为是强奸行为的准备或者延续，之后又实施了强奸行为，可按照强奸罪从重处罚。如果强制猥亵行为与强奸行为存在时间、空间上的间隔的，应分别认定为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

问题16：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绑架罪的“情节较轻”?

不能因为行为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而认定为“情节较轻”。要从案件起因、犯罪动机、客观危害等犯罪行为的本身综合考虑。例如，实施绑架后出于悔悟等原因未勒索财物而主动放人的;因合法要求、正当利益未得到满足而实施绑架的;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行为人出于义愤原因实施绑架的;发生在亲属间的绑架 并已获得被害方谅解的，可认定为“情节较轻”。如果绑架行为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或者已勒索到财物的，一般不认定为“情节较轻”。

问题17：被害人离职时窃取了公司的商业信息并对外出售，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公司遂派人将被害人拘禁要求赔偿公司损失，该行为应如何认定?

行为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处理。行为人为了挽回物质损失而非法拘禁他人的，亦可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理。但损失的认定需有一定的证据证实，且索要数额不能明显超过债务或者损失数额。

问题18：关于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及既未遂的认定

(1)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认定为“入户盗窃”。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户”的认定。只要具备“供他人家庭生 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方面特征，即可认定为“户”。其中，对“供他人家庭生活”的功能特征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这是从功能角度的解释，而非必须要求时时有人居住，也并非一定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群租房，如果是在相对隔离的居民住宅楼内，也可认定为“户”。如果是相对开放的学校集体 宿舍，一般不认定为“户”。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即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的。对于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应认定为 “入户盗窃”。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其他非法目的，如强奸，而进入他人住所并实施了盗窃行为的，也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2)携带***、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 器盗窃””。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国家管制类器械，如***、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二是为实施犯罪而携带的其他器械。这些器械并非国 家管制器械，要认定是否属于凶器，就需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携带，就应认定为凶器。如行为人携带目的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就不应认定为凶器。例如，木匠下班途中，临时起意盗窃，其所随身携带的刨子、凿子等并非为犯罪准备，就不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3)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认定为“扒窃”。其中，对“随身携带”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不能仅理解为“贴身”财 物，只要处于被害人随时可以支配的范围，均可认为属于“随身携带”。例如，放置于安检设备上的财物、椅背上的衣服、拖拽或者搁置在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但如果被害人较长时间离开，则不能理解为“随身携带”。

问题19：谎称借用手机趁机逃离现场的行为，以及使用调包的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区分盗窃与诈骗犯罪的关键在于取财的手段。如果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的目的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者为盗窃进行掩饰的，应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则应认定为诈骗犯罪。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但内容不是使对方作出财产处分的行为，则不属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

问题20：抢劫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批复》，“抢劫数额 巨大”的标准为6万元以上。

问题21：对诈骗犯罪数额及“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行为人在刑事立案前已归还被害人的部分，不认定为诈骗的数额，起诉时直接以未归还的部分作为诈骗数额。

对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未归还的结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要避免仅凭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时使用了欺骗手段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偿还能力、取得财物的手段和取得财物后的表现等综合判断。对犯罪嫌疑人虽然通过虚假或者欺骗的手段取得财物，但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且有积极的归还行为或者为归还积极努力，一般不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犯罪嫌疑人通过虚假或者欺骗的手段取得财物后肆意挥霍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即使具有小额的归还行为，也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问题22：对驾驶机动车“碰瓷”行为如何区分认定?

对驾驶机动车“碰瓷”行为的定性要区分情况。发生在城市主干道或高速路的驾驶机动车“碰瓷”的行为，因上述道路具有车流量大、行车速度快及行人多等特 点，一旦在某路段出现突发事件，极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特别是此类行为通常采取突然变速冲撞，阻挡正在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的方法，很可能使被害车辆因受撞击或紧急避让而失控，酿成车毁人亡的重大后果，因此可根据具体情况，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行人、车辆较少的街道驾驶机动车“碰瓷”的，或者利用机动车起步停车阶段和违章行驶等，以身体假装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而声称受伤，要求对方“赔偿”的， 如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现实可能性较小，通常不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可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考虑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等认定。

问题23：关于毒品犯罪的几个问题

虽然没有查获毒品，但犯罪嫌疑人供述稳定，购买毒品的人能够指证，且证实被抓获前刚吸食了购买的毒品，其尿检证实所吸食毒品与购买毒品属同种类，且排除非法取证情形的，可以认定贩卖毒品罪成立。

通过特情引诱，犯罪嫌疑人贩卖了少量毒品，但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等处搜查到大宗毒品，可将贩卖的和查扣的毒品均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以贩养吸的，量刑时要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

问题24：关于取保候审的几个问题

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脱保，符合逮捕条件的，移送侦监部门审查决定逮捕，交公安机关追捕到案。对脱保追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构成犯罪的，一般应提起公诉并建议法庭从重处罚，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自动投案后被取保候审，之后脱保，后又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的，一般认定自首，但量刑时应从严掌握，可不予减轻处罚。抓获归案后被取保候审，之后脱保，后又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的，一般不认定自首，但投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不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除外。

问题25：关于和解、赔偿等量刑情节的几个问题

(1)对和解、赔偿、退赔等量刑证据的举证质证与审查。实践中，进入审判阶段经常出现和解、退赔、赔偿等情形，对和解、退赔、赔偿的证据，属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原则上要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才能作为量刑证据。如果庭审后又出现了上述情形，为提高诉讼效率，可以不再针对赔偿等事实开庭审理，但法院应通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并将赔偿、和解等相关证据材料移交，听取公诉部门的意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进行核实，并及时反馈意见。如果法院既没有开庭审理，又没有移送材料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纠正审理违法的意见。

(2)共同犯罪案件中只应对作出和解、赔偿的被告人从轻处罚。共同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者只有部分被告人进行了退赔、赔偿等，对该部分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处理，但要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3)法院对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援引了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但量刑适当，也没有其他违法之处，如何监督?对法院错误援引了刑事 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但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如果不影响公正量刑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